铜驼霜刃

主角是朱颜蒋南臻的现代言情《铜驼霜刃》，是近期深得读者青睐的一篇现代言情，作者“西于家河”所著，主要讲述的是：在被压迫，被凌辱，被剥夺话语权的国土之上，总有那么一些人，甘愿抛头颅，洒热血，为了真理的光芒，为了至诚的信仰，献出爱，生命，乃至灵魂。1931年，在学生运动此起彼伏的北平，朱颜与蒋南臻相识，尽管信仰不同，却相互吸引。日军铁蹄逼近华北， 战火使他们分隔万里。南京又相逢，他们依旧少年如风。“亲爱的卉真，请不要为我哭泣”“等仗打完，我就娶你。”...

第11章

一九三○年十月底，北平****的事，终于有了一个结果。准确地说，是没有结果的结果。
陆鸿与坐在铁狮子胡同的办公室里，面前摊着两份文件。一份是**局送上来的结案报告，措辞考究，用了很多诸如“查无实据事出有因多数学生系受蒙蔽”之类的词句，最后的结论是：经调查，涉案学生均已具结悔过，各校自行管束，不予深究。
另一份是谢静甫以个人名义呈送南京的备忘录抄件，措辞截然不同——“赤色分子煽动**有组织有预谋必须从严惩处，以儆效尤”。
两份文件摆在一起，像两面镜子，照出了北平党务系统内部那道看不见的裂缝。
陈仲平站在办公桌前面，把手里的公文包放在椅子上，自己坐下来，脸上有一种打了胜仗之后极力克制着的得意。他压低了声音，但压不住语气里的兴奋：“老陆，谢静甫那边消停了。南京回了他的呈文，就四个字——‘妥为安抚’。据说他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，脸都青了。”
陆鸿与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没有接话。“妥为安抚”这四个字，不是他的胜利，也不是谢静甫的失败。
南京的意思很清楚：人不能放，也不能抓。放了，等于承认学生们闹得有道理；抓了，等于给**火上浇油。那就拖着，冷处理，让时间来消磨所有人的热情和记忆。
最省事的办法，往往也是最**的办法。那些被抓的学生在拘留所里多关一天，这个**的未来就在沉默中多消耗一天。而他陆鸿与所做的一切，不过是在两种错误之间选择了一种不那么难看的一种。
他不是救世主，只是在官僚机器里勉强拨动了一点方向的人。想到这里，他不禁觉得这杯茶有些苦。
“跟**局打声招呼，”他把茶杯放下“名单上的人，月底之前全部放回去。手续从简，不要让他们再签什么***了。十七八岁的学生，有什么过可悔的。”
陈仲平犹豫了一下：“谢静甫那边会不会——”
“他爱怎么想怎么想。”陆鸿与打断他，语气依然很淡，但陈仲平注意到他放下茶杯的时候，杯底和茶托之间磕出了轻轻一声脆响，“他说这是赤色煽动，人家压根没理。他不服气，可以再去说。”
陈仲平不再问了，跟了陆鸿与这些年，深知这个人的行事风格。平时看着不显山不露水，真到了关键时刻，他的决断比谁都快，比谁都稳。
谢静甫是黄埔出身，在南京有人脉，论起官场上的资源，陆鸿与并不占优。但陆鸿与也不是吃素的，谢静甫要的是立场，他要的是事实。在这场较量中，上边最终还是选择了事实。
不过这件事远没有结束。陈仲平离开后，陆鸿与独自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。窗外的国槐已经落尽了叶子，光秃秃的枝杈伸向灰蒙蒙的天空。
北平的秋天短得像一句还没来得及说完的话，转眼就被冬天的寒意截断了。他知道谢静甫不会善罢甘休，这次****的事只是一个开始，真正的较量还在后面。
他真正担心的事情，并不是谢静甫，而是家里的事。他倒不是担心朱颜会做什么出格的事，而是担心别人会把她牵扯进来。
上次谢静甫已经拿她来敲打过自己了，下次呢？这种被人捏着软肋的感觉很不好，他没有选择。
与此同时，朱家的宅子里，朱襄正坐在堂屋里，手里拿着一封信。
信是教育局的一位熟人辗转送来的，纸上的字迹端正工整，语气却急迫，中法学校的法语教员方与澍，昨晚被**局的人带走了，罪名是通共。
朱襄把信放在桌上，按信纸的手指有些发颤，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。
方与澍，方先生，中法学校的老师，，那个在朱颜的**稿上逐字逐句写批注的方先生，那个鼓励她报考索邦大学的方先生。他怎么会是地下党？朱襄曾在几次教育界的联合茶会上见过他，彬彬有礼，温和谦逊，谈的都是法国文学和教学理念。
现在想来，或许正是这种温和掩盖了更深的锋芒，才让他走上了这条路。
她知道这种事情一旦坐实意味着什么。
朱颜放学回来的时候，看到姐姐坐在堂屋里，面前放着一杯没动过的茶，茶早就凉了。陆谨年乖巧地坐在一旁的小凳子上翻一本画册，看到小姨进门，抬头喊了一声“小姨”，然后又低下头去看他的画册。朱颜摸摸他的头，在朱襄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。“姐，怎么了？”
朱襄沉默了片刻，她不是一个会拐弯抹角的人，但她面对的是朱颜，她的妹妹，她一手带大的妹妹。她想找一种最不伤人的方式来说这件事，却发现很难。
“方与澍先生，昨晚被**局带走了。”
朱颜愣了一下。“为什么？”
“**局说，他是***。”
朱颜的瞳孔微微放大了一瞬，然后她的眉头皱了起来，嘴唇微微张开又合上，像是有一句话堵在了喉咙里。
堂屋里的钟摆声忽然变得很响，一下一下，像在替她说不出的话打拍子。
方先生每次上课前都会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，粉笔摆在讲台左侧，书翻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——这些细节忽然涌上来，每一个都真实得刺眼。
她的脑海里浮现出方先生站在***的样子：瘦高的身形，圆框眼镜后面那双温和而有神的眼睛，讲到法国大**时眼睛里那份隐秘的炽热。方先生说，学法文不是为了看热闹，是为了多一扇窗。她当时以为自己听懂了，现在忽然不确定了。
“这件事还在调查中，”朱襄说，语速放得很慢，“我来告诉你，是因为你迟早会知道。与其你从别人那里听说，不如我来亲自说。”
朱颜沉默了很久。窗外的槐树在风里摇晃，光秃秃的枝杈发出细碎的摩擦声。她想起方先生在最后一堂课上讲的话，那天他讲的是维克多·雨果，讲到《九三年》的结尾，讲到朗德纳克侯爵从那扇着火的窗户里爬出来，他说：“一个人可以在任何一个阵营里，但他首先要站在人的那一边。”
她没有听懂。不，也许不是没有听懂，也许是她从来没有试着去听。
“姐姐，”她终于开口了，声音里带着一种她平时不会有的犹疑，“你觉得——方先生真的是***吗？”
朱襄看着她，目光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。“这不是我觉得不觉得的问题，”她说，“阿颜，这种事情，不是我们能判断的。**局有**局的程序，党部有党部的规矩。方先生是什么人，他自己最清楚。”
“他不是坏人。”朱襄的语气里有一丝朱颜很少听到的东西，是无奈，也是一种试图解释什么的急迫，“我见过他，他很斯文，谈吐很好，对教育有自己的见解。但阿颜，不是只有坏人才会成为***。有时候，恰恰是最好的那些人。”
这句话说完，堂屋里陷入了一种沉重的安静。朱颜低着头，不说话。朱襄也没有继续说下去。她知道有些事情不是靠说就能解决的。朱颜十六岁了，她有自己的判断力，她需要自己去想清楚这些事情。
但她还是忍不住担心，担心朱颜想得太多，又担心她想得太少。更重要的是，她必须让妹妹明白这件事的现实后果。方先生被捕，中法学校一定会被调查。朱颜是方与澍班上的学生，如果**局顺藤摸瓜查到学生头上——她不想让妹妹沾上一丁点麻烦。
朱家满门忠烈，这个名号是护身符，也是一个牢笼。它保护了她们，也束缚了她们。如果朱颜被牵扯进任何与赤色有关的事情里，那些在党部办公室里等着看陆鸿与笑话的人，会很乐意借题发挥。
她绝不能让朱颜卷入这种漩涡。
“我去院子里看看。”朱襄站起来，走过院子，手悬在半空中，犹豫了良久，转过身去，她想让朱颜自己待一会儿。
朱颜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她在床上坐了片刻，然后站起来，在房间里走了一圈，又坐下去。
她想集中注意力想一件事，但脑子里太多念头在同时跑——方先生的圆框眼镜，他在黑板上写粉笔字时微微佝偻的背影，他在她**稿上写的那些批注，还有姐姐刚才说的那句话：“不是只有坏人才会成为***，有时候，恰恰是最好的那些人。”
这句话像一枚钉子，钉在她脑子里，怎么拔都拔不掉。她走到窗边，撩开窗帘的一角往外看。院子里的槐树还是那棵槐树，但不知道是出于怎样的缘故，树影看起来比平时更深更重。
她忽然觉得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太少太少，她好像没有亲眼去看过什么东西。
朱颜走出房间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，廊下的灯还没点，院子里的一切都蒙在一层灰蓝色的暮霭中。她匆匆推门出去，朱襄站在廊下，看着妹妹的背影消失在巷口，沉默了很久。
她知道拦不住朱颜。就像当年拦不住自己。
朱颜漫无目的走了快半个时辰，巷口那个修鞋的老头还在，就着一盏煤油灯在缝一双布鞋的鞋底；前门大街上的馄饨摊冒着热气，有个车夫蹲在路边喝汤，端着碗的手生着冻疮，红肿的指节在热气里微微发抖；卖烤白薯的老妇人缩在墙角避风，怀里的铁桶大概已经不怎么烫了，她把手贴在桶壁上取暖，看到朱颜走过来，抬起头用沙哑的嗓子喊了一句“小姐，买一个吧，还热着”，朱颜掏出一个铜板买了一个，老妇人千恩万谢地接过去，那双手瘦得像冬天的枯枝。
她走得越远，看到的就越多。三个半大的孩子在抢一个掉在地上的窝头，最大的那个看起来不过十来岁，瘦得颧骨突出，抢到窝头之后没有自己吃，掰成两半分给了两个更小的孩子。他们蹲在墙根下啃窝头，脸上没有表情，像是已经习惯了这种饥饿。
那一刻朱颜忽然意识到，她似乎从来没有真正注意过这些事情，她从来没有认真地去看过。她每天从学校到家，从家到书局，走的都是同一条路，眼睛里看到的都是书、笔记、单词。她以为这个世界就是方先生课堂上讲的那个样子——理性、自由、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
但这个世界不是那样的。
她想起北伐，想起那些年响起的枪声和**。那时候她还小，只知道哥哥上了前线，姐姐在街头**，父母为了一个叫****的东西付出了生命。她以为**胜利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现在她看着这个窝头被抢来抢去的世界，看着方先生被关在牢里的世界，她觉得有些东西，并没有像她以为的那样变好。
天色已经沉到了槐树梢以下，什刹海的水面平静而暗沉，映着岸边几点稀疏的灯火。秋风从水面上吹过来，凉意透进毛衣的缝隙，她抱着胳膊慢慢走着，心里却比任何时候都不平静。
她在什刹海边站了很久，直到水面上的灯影越来越密，风越来越冷。湖心亭里的灯亮了起来，倒映在水中，被波纹揉碎又聚拢，像一个人在反复思考同一个问题，每一次得出的答案都略有不同。
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，手里还握着那个已经凉透了的烤白薯，烤焦的皮裂开了，露出里面的白瓤，已经冷硬了。
她把烤白薯捧在手心里，往回走了几步，又想起方先生在那篇**稿的最后一页写过的那句批注——“你写了‘启蒙’，但你自己还在蒙昧中，写出来的东西就会有缝隙。”
她当时不服气，现在茅塞顿开了——今晚之前，她甚至没有真正看过这条走了无数遍的街。方先生说的不是语法，而是眼睛，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。
她想到另一个人，那个人或许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这个世界：不对，不该是这样。她不知道他的全部，但她知道他在做的事情，和方先生做的事情，也许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是相通的。
她有很多疑问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——为什么好人要被关进牢里，为什么有人在墙根下抢窝头，为什么窗里的世界和窗外的世界，差得这么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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